九江自东晋南北朝以来，由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成为重要港口贸易商埠。它上控川楚，下扼皖吴，途通五岭，舟车辐辏，商贾荟萃；集散湘、鄂、闽、粤、皖、赣、浙大部分地区的茶叶、谷米、夏布、瓷器，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

在1840年至1949年的110年间，九江城乡商业一直以私商为主体，城区商号林立，竞争激烈。随着太平天国革命军攻克九江、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水陆交通的变化发展而几起几伏。清同治年间（1862年至1874年），商业关税曾居全国之首，民国二十年（1931年），分布在城区的商号有经营绸缎、布匹、百货、杂货、精盐、燃料、皮丝烟、瓷器、五金颜料、油酒酱园、茶栈、转运报关等10多个行业、318家。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商号增至27个行业、633家。据有关资料统计，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33年间，经九江口岸出口货物总额达217808.5万元(银元，下同)，平均每年6600.3万元，其中民国十七年（1928年）曾高达10768.3万元，居全国江海港口第9位，是近代九江商埠贸易的鼎盛时期。民国十八年（1929年）后，商业渐趋衰落，昔日皖之安庆、宿松、太湖，及鄂之黄海、武穴、广济等地客商，皆改向芜湖、汉口等埠采购，经九江出口的本省特产米谷、瓷器、夏布、纸张、木材、植物油、钨矿等锐减。钨矿出口额由民国十七年（1928年）3941.1万元减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343万元；谷米民国十七年前，每年均出口3500吨以上，民国十八年后逐年减少，至民国二十一年粒米未出；瓷器因九江销路不畅而致景德镇窑业由民国十七年前的200多座减为30座；夏布历年经九江远销南洋群岛和朝鲜，民国二十三年即中断无出口。因商品销路缩减，生意清淡难以维持，不少商号纷纷倒闭，仅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二年的5年间即达562家。其中以米业、京广洋货业、油酒酱园杂货业、柴炭业歇业者较多。分别为60、54、48、34家，均占该业商号总数的半数以上。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侵占九江，不少大商号、名店铺像城区的王万和药店、华盛昌五金颜料行、花园饭店等外迁后方．日商垄断沦陷区市场．城区大中路地段几乎全被日商占据，日财阀垄断集团在九江设立经营棉花、皮革、土产品的“东棉洋行”、“岩井洋行”、“三井洋行”、“三菱洋行”、“荣泰洋行”等，以日用工业品和极不合理的比价到农村统制棉花、烟叶、皮革、皮木油等农产品的收购，严控华商对布匹、食盐的经营。这期间，由于受日商的排挤压榨，九江城区的商号减为不到300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外迁商号陆续归来复业，此时城区商户已恢复有16个行业、690家座商和29户个体鱼贩、16个卖豆腐的担子。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国民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市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商号受货币贬值和国民政府滥发钞票、苛捐杂税压榨的影响，又渐衰退，停业、歇业者较多，变动频繁。据武宁县《金融志》记载，该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l00元法币可购黄牛2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贬到连1两大米也买不到，市场拒用法币，改用银元、铜元流通。当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取消法币，发行金元券．开始时金元券与银元的比值为2：1，年底即又贬为543：1。该县县城从当年1月起，物价逐月上涨，涨幅平均高达24．7％，涨幅最高的l0月份竟达52．8％，一月份县城物价指数是抗日战争前的6690倍，到年底则高达95．380倍，当地居民称1948年为“涨价年”，不少商号和城乡居民均深受其害。

1949年5月九江解放后，各业商号又再现生机。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指引下，经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诸如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放宽自由贸易、组织私商下乡运销、由新建立起来的国营商业收购歇业商户积存的商品、给予加工订货、代购包销等，当年底，市区的商号又恢复有经营粮、油、棉、布、肉、鱼、茶、蛋、烟、杂货、豆腐、百货、文具纸张、五金、玻璃、瓷器、陶器、竹木、柴炭、山货水果、炒坊、寿坊、旧货、戏剧用品、旅栈、茶馆、酒楼、理发、照相、浴室、搬运、轮驳等37个行业、1383家，这些商号同3个国营专区与九江市公司、12个城市集体消费合作社、889个经营粮鱼菜果烟与豆腐百货旧货的个体摊贩一道，担负着城区5万居民的商品供应。

——《九江老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