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自东晋南北朝以来,由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成为重要港口贸易商埠。它上控川楚,下扼皖吴,途通五岭,舟车辐辏,商贾荟萃;集散湘、鄂、闽、粤、皖、赣、浙大部分地区的茶叶、谷米、夏布、瓷器,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
在1840年至1949年的110年间,九江城乡商业一直以私商为主体,城区商号林立,竞争激烈。随着太平天国革命军攻克九江、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水陆交通的变化发展而几起几伏。清同治年间(1862年至1874年),商业关税曾居全国之首,民国二十年(1931年),分布在城区的商号有经营绸缎、布匹、百货、杂货、精盐、燃料、皮丝烟、瓷器、五金颜料、油酒酱园、茶栈、转运报关等10多个行业、318家。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商号增至27个行业、633家。据有关资料统计,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33年间,经九江口岸出口货物总额达217808.5万元(银元,下同),平均每年6600.3万元,其中民国十七年(1928年)曾高达10768.3万元,居全国江海港口第9位,是近代九江商埠贸易的鼎盛时期。民国十八年(1929年)后,商业渐趋衰落,昔日皖之安庆、宿松、太湖,及鄂之黄海、武穴、广济等地客商,皆改向芜湖、汉口等埠采购,经九江出口的本省特产米谷、瓷器、夏布、纸张、木材、植物油、钨矿等锐减。钨矿出口额由民国十七年(1928年)3941.1万元减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343万元;谷米民国十七年前,每年均出口3500吨以上,民国十八年后逐年减少,至民国二十一年粒米未出;瓷器因九江销路不畅而致景德镇窑业由民国十七年前的200多座减为30座;夏布历年经九江远销南洋群岛和朝鲜,民国二十三年即中断无出口。因商品销路缩减,生意清淡难以维持,不少商号纷纷倒闭,仅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二年的5年间即达562家。其中以米业、京广洋货业、油酒酱园杂货业、柴炭业歇业者较多。分别为60、54、48、34家,均占该业商号总数的半数以上。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侵占九江,不少大商号、名店铺像城区的王万和药店、华盛昌五金颜料行、花园饭店等外迁后方.日商垄断沦陷区市场.城区大中路地段几乎全被日商占据,日财阀垄断集团在九江设立经营棉花、皮革、土产品的“东棉洋行”、“岩井洋行”、“三井洋行”、“三菱洋行”、“荣泰洋行”等,以日用工业品和极不合理的比价到农村统制棉花、烟叶、皮革、皮木油等农产品的收购,严控华商对布匹、食盐的经营。这期间,由于受日商的排挤压榨,九江城区的商号减为不到300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外迁商号陆续归来复业,此时城区商户已恢复有16个行业、690家座商和29户个体鱼贩、16个卖豆腐的担子。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国民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市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商号受货币贬值和国民政府滥发钞票、苛捐杂税压榨的影响,又渐衰退,停业、歇业者较多,变动频繁。据武宁县《金融志》记载,该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l00元法币可购黄牛2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贬到连1两大米也买不到,市场拒用法币,改用银元、铜元流通。当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取消法币,发行金元券.开始时金元券与银元的比值为2:1,年底即又贬为543:1。该县县城从当年1月起,物价逐月上涨,涨幅平均高达24.7%,涨幅最高的l0月份竟达52.8%,一月份县城物价指数是抗日战争前的6690倍,到年底则高达95.380倍,当地居民称1948年为“涨价年”,不少商号和城乡居民均深受其害。
1949年5月九江解放后,各业商号又再现生机。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指引下,经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诸如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放宽自由贸易、组织私商下乡运销、由新建立起来的国营商业收购歇业商户积存的商品、给予加工订货、代购包销等,当年底,市区的商号又恢复有经营粮、油、棉、布、肉、鱼、茶、蛋、烟、杂货、豆腐、百货、文具纸张、五金、玻璃、瓷器、陶器、竹木、柴炭、山货水果、炒坊、寿坊、旧货、戏剧用品、旅栈、茶馆、酒楼、理发、照相、浴室、搬运、轮驳等37个行业、1383家,这些商号同3个国营专区与九江市公司、12个城市集体消费合作社、889个经营粮鱼菜果烟与豆腐百货旧货的个体摊贩一道,担负着城区5万居民的商品供应。
——《九江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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