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码头文化的历史考察与借鉴

在悠悠历史岁月中，九江码头有过骄人的辉煌，一路踏歌而行。为更好地借鉴历史，用科学的发展观，对九江码头文化进行深入地研究，探讨其形成轨迹和底蕴，探索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为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和码头作用，打造沿江产业发展高地，助推长江中游中部城市集群建设服务，大有裨益。

九江与码头兴衰休戚相关。据考述，在古代，整个交通的发展都是以水路交通的开发与利用为源头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汉时，有“楼船贮在寻阳也”、“寻阳是重要的港口和选船基地”，可见码头曾给九江带来“兴水之利”和商贸经济的兴盛与繁荣。晋代，九江即是“舟车辐辏，来商纳贾”的通都大邑。进入隋代，南北大运河开通，成为南粮北运、商旅往来的重要水运通道，与赣江、大庾岭古道相沟通，形成纵贯中国南北的水上运输线，在经济文化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全国交通形成以水运为主的大网络。南北物资、官邮、商旅多通过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运输往来。而江州（九江）港在这个交通大网络中起到了重要的中间港、枢纽港作用，突破了原来地区性港口的局限，向全国性港口转化，成为全国交通运输的重要一环，南北水上通道的重要港埠。诸多史籍记载：“自唐以来，浔阳、武昌并为滨江重地”，江州“盖自豫章以西江（指赣江）与鄱阳（湖）之浸，浩瀚吞纳而汇于湓口（九江城），则九江为之都会”。江州“襟带中流，舟车冲要”，“西挹武昌，东引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陆通五岭，江行岷汉，亦一都会”。这些对江州（九江）港地位作用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它指出由于长江、赣江和鄱阳湖水系都汇集于九江，促使九江港成为一个商业港埠，“万商往来之区”，“舟子乘利涉，往来至浔阳”。明清时九江的商贸得到长足的发展，列为中国“四大米市”、“三大茶叶”之一。

从上述的材料可印证，交通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其位置是十分显明和重要的。没有畅达的交通，便不能很好的开放交流，人们的思想观念势必保守，“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经济发展必然缓慢，社会发展必然滞后。因此，我们在运筹经济工作，制定发展计划的时候，一定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战略家的胆识和眼光，抓好交通建设，把包括水运在内的交通事业作为经济建设的“先行官”而破关夺隘，以交通线为生命线去拉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路通则兴，（水）路塞则衰。我们应当深刻体味九江码头文化的真谛。

码头与九江对外开放联动发展。凭藉优越的地理位置，随着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和九江码头文化形成过程的演进，一方面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潜移默化发生变化，长期生活在当时这个相对封闭式小城镇的九江人，开始走出九江，去领略外部世界，感受人类文明，走向文明。另一方面，更多的外地人纷至沓来，驻足安居，或务工，或经商，促使浔阳江畔渐次热闹起来。据1936年第三期《工商新闻》载：“沿江码头一带的工人，到现在还有万余”。这种热闹“又由码头一带辐射全城，进而辐射到周边广大城乡”。九江遂为“四方商舟骈集其地”、“上下往来者络绎不绝”、 “驰驿奔轺者殆无虚日”，这一切的一切都极大地刺激和影响着九江人，使之于耳濡目染中发生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商贾富豪的富裕生活，旺盛的购买力，使他们由好奇、羡慕，进而仿效，亦纷纷操作起各种手艺，在努力满足“商贾云集”之衣、食、住、行需要的同时，从经贸活动中赚得钱币，来获得比务农更大的效益，“小民糊口非艰，谋生甚易”，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弃农进城务工经商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同时也使人们的产业观念发生变化，逐步向商品经济发展，斯时有“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城里当老板”之谚。商业，在九江兴起最早，也是最为活跃的行业。商业的发展，很大程度地刺激带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农业与手工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对外贸易的繁荣。据1936年版《江西进出口贸易分类统计》载：九江“素为本省货物惟一之吐纳咽喉，拥有广大之人口与丰富之物产，故在全国各商埠中，贸易总额素列前矛”。九江商业的兴起与繁荣，与周边城镇相比，在文明进程中领先了一大步。九江经商者们，亦相应地比世代务农的农民们显得精明了许多。一方面，在生意场上，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买卖争分文；漫天要价，“摸着肚脐眼就要钱”，是至今流传的一句耐人寻味的口头语，也是当年生意场上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民间传唱的“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九江佬”也道出了在漫长岁月经商传统中九江人，炼就的那种善于驾驭天时、地利、人和的灵巧、机警、随和而又坚韧的经商气质。

九江码头文化内涵丰富，既有本地、母体、传统的文化基因，又有来自外地的文化因素。如在物质文化方面，九江地域属于长江文化，而原本长江文化的实质是一种农耕文化。滨临长江的九江逐步兴起的码头文化，最大特点是在农耕文化之中融进了商业文化，这主要表现在棉花、茶果业生产的商品化，以及筑建于农业商品化生产之上的棉纺织业和其他农副产品加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等方面。“九兴纱厂，是江西全省纱厂的老大哥”，“九江城厢内外，往年茶庄林立，成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1915年《九江海关档案》第380号载“茶叶开市较晚，到五月中旬才开始，正好□□，今年茶叶生意十分令人满意，出口量几乎创纪录，尤其是二等、三等茶销路更好，茶商、茶农都赚了不少钱”，“原棉，大量运往上海和通州（音译），以满足那里工厂的需要，那里的棉花今年减产。这一宗商品贸易增加了83814担，上半年价格很好……”。农业、手工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结果，使商品经济不断增长，而商品经济的发达，则是导致自然经济瓦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九江有不少店铺享有盛名。咸丰三年（1853），城区建起九华门、大巷口、张官巷、四码头、大码头等5个码头后，即有经营布匹、京广洋货、酒楼、茶栈、机关转运等11行业的店铺100余家。可见，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融合，在当时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亦是九江码头文化先进性的本质所在。

在精神文化方面，九江踞于吴头楚尾，吴越、荆楚文化是九江码头文化的基因。随着码头的日益拓展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原、江浙、齐鲁等地文化的传入和交融，使得九江码头文化具有多样性、兼容性的特点。九江码头文化的先进性，是其以开放的姿态、虚心的态度，学习吸纳各地文化精华的结果。正是在其影响下，社会生产力才得到解放；传统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被打破；商品经济大发展，昭示着社会生产关系势必发生变革。历史上九江以儒家文化为自己的传统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然而随着码头文化悄然走来之时，本地固守的传统文化不得退却几分，“重义轻利”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观点，“文不经商、士不理财”是九江人世代固守的信条。码头文化则是以浓厚的商业气息出现在人们面前，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因水兴商，因商兴市，九江人在实实在在地享受着码头文化带来的实惠。编织、印染、食品、酿造、酱菜业以及各种各样的日用器具制造等手工业蓬勃发展，并将生产出大量商品参与社会交流，招徕大批外地客商前来批购货物。九江茶饼、桂花酥糖、陈年封缸酒、黄利源酱菜等，名躁全国乃至世界。商品经济越是发展，从业人员越是增加。如光绪十年（1884）五月《申报》载：“本月初，头茶到埠，各妇女风闻，早守在栈门前，等候拣茶者数以千计。”从自然经济中解脱出来的九江人们，经济收入增加，购买力提升，从而奠定了城市繁荣的基础，也使人们在不否定传统文化的情况下，逐步接受了码头文化，并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了一定位置。

在社会形态方面，码头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融汇了包括吴越、荆楚、中原等多种文化成份在内的兼容性文化。但九江码头文化的形成，也绝不是多种文化成份的等量相加，而是既有渗透融汇，又有冲击、排斥。比较典型的是，在多种文化渗透、融汇中，“利”占了“义”的上风，商业文化占了礼仪文化的上风。融汇而成的码头文化，其显著特征是发展商品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在码头文化的推动和影响下，九江的工商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据《九江文史资料》第10辑记载：“清同治年间，商业关税曾居全国之首，民国二十年（1931），分布在城区的商号有经营绸缎、布匹、百货、杂货、精盐、燃料、皮丝烟、瓷器、五金颜料、油酒酱园、茶栈、转运报关等10多个行业，318家。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号增至27个行业，633家”。九江工商经济的发展，既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也让百姓的口袋里增加经济收入，因此说码头文化在这中间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在九江码头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既有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亦有值得沉思的教训，即长江航运业快速发展，商品经济大潮来临之时，对九江自然经济形成极大的冲击，在经济水平提升的前提下，也使社会产生了两极分化，出现较大的贫富悬殊。清末民初，九江商贸业遐迩闻名于长江中下游，但城内的工商各业和诸多的店铺、作坊多是外地人创办的，“郡邑列肆而居者，皆远乡大贾”，如华康商行主系江苏镇江人，万铭记百货店主系南昌人，钟表店主系宁波人，梁义隆店主系安徽人，华盛昌店主系丰城人等等，而真正属于本地人创办、领办的较少。外商外资介入九江的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件好事，应予以欢迎和支持。但本地人不应由此而产生依赖思想，长期处于从动地位，而应在外因的作用下，使内因发生变化，积极主动地同外地商人携手并肩，共同发展九江经济。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市面上也出现一些无序竞争，不平等竞争及其他不规范行为，以至于“同行是冤家”、“对面是对头”，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假冒伪劣，高利盘剥、尔虞我诈等，极大地阻碍了九江经济的发展。此外，还出现街霸恶棍、地痞流氓、烟馆、赌场、妓院等社会黑势力和伤风败俗的场所，曾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九江码头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益容并蓄，共同发展的动态开放性。码头以对接陆地与水系的方式连通了九江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以人员交流的方式打破九江的文化封闭，以物资交换的方式促进了九江的繁荣，以文化交流的方式推动了九江文化的融汇发展，以风俗民情融汇发展的方式维系了九江政治稳定格局。这对于我们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大潮中，更好地保持民族特色，维护国家统一，快速发展国民经济，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顺利融入国际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欲知来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研究九江码头文化，弄清九江码头在历史各个时期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把握九江码头文化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坚决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省、市委关于加快沿江城市发展的政策，科学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催生“黄金效益”，建设以港口为依托、以工业为主导，以重工化工、新型工业为重点的临江工业城市、文化旅游城市、长江沿岸和中部地区经济中心城市，皆具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