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玠（？－１２５３），字义夫，别号隐樵，洪州分宁（今修水县）汤桥长茅村人。后来寓居湖北蕲州（今湖北广济等地）。 

余玠少年时，在白鹿洞书院和太学上舍读书，因与茶馆老人发生口角，不慎失手推茶翁致死，脱身出逃襄淮，作长短句一首，投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赵葵赞其心怀壮志，把他收留在军中任事。 

理宗端平元年（1234）六月，赵葵率师北伐，乘胜收复淮河北岸的泗州等军事重镇。为了经营新收复的河南、京东地区的营田备边，赵葵奉令移师泗州，把防线推到淮河北岸。余玠协助赵葵完善“强边”、“固本”的战备工作，在“营田、储粟、修城、浚濠”等方面，功绩显著，“以功补进入副尉”，接着“擢升作监主簿”。嘉熙二年（1238年）正月，以应援安丰战役却敌有功，被任命为知招信军兼淮东置制司参议官。不久，进工部郎官。同年九月，余玠率兵将入犯江淮的察罕军打败，解滁州（今安徽滁县）之危。但此时河南的蒙古军势力日益增大扩展，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大造战崐船，企图南侵，南宋王朝深感不安。嘉熙三年，余玠率突击队深入敌后，灵活机动，以寡胜众，建树奇功。嘉熙四年九月，被提升为淮东提刑兼知淮安州（今江苏淮安）。淳祐元年（1241）秋，蒙古军出师河南，安丰告急，余玠率师救援，再一次击败蒙军，官拜大理少卿，并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二年五月，余玠奉命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入朝奏对。在奏对中，他针对时弊着重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举国上下，应和衷共济，事无大小，须当务实。意在改变社会风尚，振兴国家民族。二是主张文武之士，平等相待，提醒理宗在用人制度上，应“视文武之士为一”，改变过去重文轻武的偏向。理宗称赞他“人物议事皆不常”。十二月，蒙古军进犯四川，守将无能，岌岌可危。理宗面对“亡形已具”的四川，任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晓喻他“任责全蜀”。余玠立誓：“愿假十年，手挈全蜀之地，还之朝廷。”淳祐三年春，余玠到达四川。他效法诸葛亮“集众思、广忠益”的治蜀方法，并亲自制定治蜀大纲，即《经理西蜀图》。在重庆创建招贤馆，鼓励有志之士前来献计献策。时有播州冉进、冉璞兄弟，有文武才略，感于余玠开诚布公、礼贤下士的贤德，遂应召前来。余玠接待真诚，重礼厚遇。冉氏兄弟为玠献“迁徙州城，巩固西蜀”之计。歙州人方岳也从千里之外赴川，提出“以人心为金汤，以人才为武库”之策。余玠便在钓鱼山建都城，凭借钓鱼山三面临江、一面倚崖之地利，依山筑城，旁水设哨，重关迭立，内外有防，并联结相邻之利阆、果州、蓬州、渠州、泸州、嘉定等十余城，形成山形体系，如臂如屏，以达到利用蜀险、以步制骑、扬长避短、克敌制胜之目的。又广募民间忠勇，充实“强边”，各地爱国人士相继来归。蒙军屡犯，不得东下。淳祐四年与蒙军交战三十六次，大获全胜。淳祐九年，蒙军四路来攻；十二年，蒙军欲掠都城，夺嘉定，都被击败。 

余玠入主四川，开屯田，垦荒地，修水利，劝农耕，轻徭役，薄税敛，减轻百姓负担，繁荣工商经济。兴学优士，文武并重，唯才是举，士农工商，各得其业，人心向往。整顿吏治，论功行赏，有功必奖，有过必罚，量才录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严肃纲纪，惩办贪残。凡不称职官吏，果断地加以革职。对于抢夺民财、杀害百姓、驭军无纪、招降纳叛的贪官污吏，坚决惩治。 

余玠治川十年（１２４３－１２５３），励精图治，使巴蜀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好转，百姓爱戴，皇帝嘉奖，晋升为兵部尚书，拜资政殿学士。宝祐元年（１２５３年），与统制姚世安不和，姚以宰相谢方叔为援，方叔便罗织罪名，将余玠召回。玠闻有召命，暴卒（一说服毒死）。 蜀人得知余玠抱恨而死，兴建“余玠遗爱碑”及“余公祠”。  故乡修水县，将余玠列为宋元八贤之一，入“八贤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