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义门，位于今江西省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唐开元十九年（731），其始祖陈旺开基建庄，至宋嘉祐七年（1063）奉旨分庄，合族同居332年，创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文奇迹。

　　陈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慎重追远，舜帝是陈姓血缘亲祖，陈胡公妫满是陈姓得姓始祖。随着历史的变迁，陈国、南陈朝等先后退出历史舞台，陈姓后裔大多散居大江南北膏腴之地，生息繁衍。胡公第六十二代孙宜都王陈叔明的后裔陈旺于唐开元十九年（731）购田置产，建庄义门。从此，义门陈氏子孙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读，孝义传家，创造了十五代同炊、合族三千九百余口不分家的世界奇迹。《宋史?陈兢传》中写道“……昉家十三世同居，长幼七百余口（天福年间的人口数），不畜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有犬百余，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昉，即陈昉，江州司户陈衮之子，陈崇之孙，官至试奉礼郎，主家政三十五年，家业旺盛。其时创下的“百犬同槽，”堪称一绝。

陈氏家族为什么能够长期义居，久聚不散？其中最根本点是其善于治家，这是稳定内部的决定因素。“治家之道，必从孝道始，”陈氏族人“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徐锴《陈氏书堂记》）。于是创立学堂，教化子孙。这是陈氏家族治家方略中的基本理念，也是坚持陶冶族人道德情操的必由途径。其目的是使家族每一个成员都能“大小知教，内外如一”，做到上下尊卑有序，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共建家族的繁荣。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家族人口的快速增长，单靠“以治家之道为人伦之本，欲隆风教之原，必从孝悌始”的儒教伦理来维系家族内部团结是不够的，还必须辅治于法。于是唐大顺元年（890），具有卓识远见的义门家长陈崇“恐将来昆云渐众，愚智不同，苟无敦睦之方”，遂立家法三十三条，其基本精神是“推功任能、惩恶劝善”，以约束和规范家族成员的伦理及日常行为。家法从家政管理、子孙教育、农桑生产、婚疾吊丧、日常起居和物质分配，以及刑杖处罚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保障了家族成员在经济上的“均等”、“和同”，“人无间言而守义范”，从而达到长期聚居不分的目的。

       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陈氏家族就能够从生活实际出发，制定家法，依法治家，它充分显示了义门陈氏祖先的智慧和才能。从此，义门陈家在其宗族人伦基础上实施“德法兼治、恩威并施”的治家方略。

       “始者，陈氏二百人而家法行，三百口而义门立”。到宋太宗至道初（995），已是“宗族千余口，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阖）门之内，肃于公府”（《宋史?陈兢传》）。到北宋中叶，义门陈家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富有特色的封建大家族。这个大家族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具有和国家相对应的各种功能，形成了典型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模式。

       然而，义门陈氏何以要创立家国一体的社会模式呢？其中因由一时也说不清，但有一点必须肯定，即陈氏族人有施展才能的思想抱负！众所周知，陈姓人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曾多次大起大落，几经磨炼，具备了一定的齐家治国的才能；况且义门建庄离南陈朝覆灭仅隔142年，在这里不能说没有怀念旧国的影子，或许是继承他们先人的天赋，即便已是乡野村民，亦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长期义聚，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如这里“民俗朴实，服饰古野”、“近于淳古”（《九江旧府志?地理?风俗》、《宋史?陈兢传》）；这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尔虞我诈和形形色色的欺蒙坑骗；这里人无贵贱，一律平等，有衣同穿，有饭同吃，同甘共苦；这里是“天民合一”，人的一生全由家族包下来，无须个人操心，日出而作，日没而歇；这里曾经一度形成“八百头牛耕日月，三千灯火读文章”的欣欣向荣局面。显然，它十分类似于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不过，按当时的条件，这种现象是不可能长久的。然而，它却为我国封建社会个体农民树立了一个理想的生活榜样，也是人类进步思想体系发展过程中一种表现形式，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义门陈文化的核心是忠孝节义，“孝”是放在首位的。它植根于中国封建王道文化的土壤中，宣扬的是“忠君爱国、奉公守法”的王道思想，因此在一定程度内，它受到封建大小统治者的青睐与保护。这是家族发展的外部条件，所以它有极强的生命力，在华夏氏族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为了使家族能长久发展，持续兴盛，义门陈氏十分重视子孙的教育。在家族经济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曾先后创办了两级学校，优先发展教育。东佳书堂创立于唐龙纪年（889）前，是我国最早的书院之一，比白鹿洞学馆至少早半个世纪。东佳书院发展到宋代，成为江南著名的书院，“所藏帖与书，号为天下第一”（文德翼《求是堂集》）。

       起初，东佳书堂只限本族子弟入学。唐大顺元年（890），陈崇在《家法三十三条》中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入学。稽有学成应举者。”又“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深造。陈氏是先立书屋，后创书堂，书屋与书堂统称为陈氏书堂，只是施教程度不同。书屋是基础教育，教化童蒙；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及大学教育，为应举入仕培养人才。

       陈氏家庭在注重文化教育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子孙的德育。从《陈氏推广家法十五条》中可以了解其德育思想：“子孙于蒙养时，先当择师，稍长，令从名师习圣贤书，教给礼义。不可读杂字及学刁滑词讼之事，以乖行谊心术；亦不可学诬罔淫邪之说。如果资性刚敏，明物清醇者，严教举业，期正道以取青紫。若中人以上，亦教之知理明义，使其去其凶狠骄惰之习，以承家教。又当教之以忠厚而俭朴，因之庶免习为轻浮以入败类”。

        总之，义门陈氏办教育的基本思想是要子孙普遍接受教育，德、智并重。施教程度因人而异，不成才则成人，“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于是“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徐锴《陈氏书堂记》）。

       后来，随着书堂规模逐渐扩大，为了扩大陈氏对外界的影响，开始向外姓招生。“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释文莹《湘山野录》、《五代史》），声名鹊起。南唐徐锴在《陈氏书堂记》中写道：“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者盖有之。”还有不少文人墨客吟诗赞颂，如钱若水的“居住东佳对白云，义风深可劝人伦，儿童尽得诗书力，门巷偏多车马尘。”宋琪的“群贤肄业文方盛，孝友传家族更豪。”张齐贤的“儿童歌舞诗书内，乡党优游礼乐中。”还有苏轼、陈尧叟、杨亿等人的诗词吟咏，不再赘叙。可见陈氏办教育的影响之大。

       东佳书堂所置学田二十顷，似为我国最早的“学田”。这一举措，对我国古代教育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唐宋时期，东佳书堂为国为家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如陈氏“八英九才子”、“同榜三进士”广为美谈。据各地义门陈氏宗谱载：仅“宋庆历四年（1044）计，应举者四百有三，登科四十有五。郎署之在朝者琛、逊而下十八人，当要路而居剌史、司马、参军、县令者珪、俦而下二十九人，”名噪一时。

        简而言之，陈氏家族如此重视教育，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它是历史的产物。自隋朝废除世袭制，实行科举选仕以来，要想跻身于统治阶层的圈子内，也只有通过科举这条唯一的途径。因此，陈氏花钱办教育也是一种合时的抉择！东佳书院的成功，对当年义门陈的发展影响很大，并对之后的人才辈出，是一种潜在促进因素。

　　江州义门，是义门陈氏的发源地，是我国一处历朝旌表，累世颂扬的文化胜地。唐僖宗中和四年（884）首旌其门，南唐昇元元年（937）又诏立“义门”。淳化四年（993），宋太宗宣陈兢入朝，询之：“汝义门所以义聚，何也？”兢曰：“公也！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太宗赞之，遂赐匾一块，御书“至公无私”。是年，又赐一御梨和鸽。梨，兢独食；鸽，兢持归，碎鸽和醍酒一壶，合门三千余口共尝其味。使者复奏曰：“陈氏一门咸知天恩加厚矣。”帝叹之曰：“诚哉，义门也！”至道二年（996），宋太宗遣内侍裴愈赐义门陈氏御书三十三卷，愈复上陈氏家法两篇（即《义门家法三十三条》和《义门家范十二则》），太宗甚喜，赞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并敕送史馆缮写，赐王公、大臣各一本，使知孝义之风，率化朝野。次年，太宗又以飞白笔一轴曰“义居人”以赐之，还赐文百轴抚家，并亲自为义门题诗：“水阁山斋架碧虚，亭亭华表耀门闾。……颖川郡派传千古，芳播江州绍有虞。”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撰柱联：“三千余口文章第，五百年来孝义家。”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幸逢圣朝追美之典，追赐义门陈氏先祖五世公爵：赐一世祖陈旺晋国公，二世祖陈机燕国公，三世祖陈感许国公，四世祖陈兰吴国公，五世祖陈青齐国公。敕建祠堂以祀之，咸化同堂之义。

       为弘扬孝义，风化乡邦，自唐入宋以来，历代帝王相继褒崇义门，敕封官秩，蠲免义门陈家沿征杂科徭役。

       祖德煌煌，沐烈流光。义门陈氏家族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历代皇帝的旌表与支持。应该说，皇帝的多次旌表是对义门陈文化的赏识和肯定，也说明了义门陈文化影响的深远与广大。大批墨客骚人、名宦仕子慕名而来，像文彦博、寇准、苏轼、晏殊、陆游等，他们挥毫泼墨，吟诗撰文，留下了大量的锦绣文章。

　　到宋嘉祐年间（1056），江州义门陈氏家族已发展到15代不分家，聚族3900余口，庄田、园林300多处。经过三百多年的辛勤劳动，义门陈发展到了它的巅峰时期。在以“义门坊”为中心的方圆二十多里的土地上，街坊、铺行、旌表台、御书楼、百柱塘水榭、廨宇、碑厅、接官厅、德星楼、刑杖厅、都蚕院、永清寺、百犬牢、秋千院、嬉戏亭、寿安堂、东皋书屋、东佳书堂等建筑群落，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呈现出一派“亭台楼阁，耸延四方；廨宇庭院，气势恢宏”的景观，创造了“堂前架上衣无主，三岁孩儿不识母。丈夫不听妻偏言，耕男不道田中苦”以至“室无私财，厨无异馔”的一种既封建又具浓厚民主意识的氏族公社生活，全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这里曾是当时闻名全国的人文胜地，在这里不仅可以见到历朝旌表文物真迹，名人仕宦题赠、恢弘的建筑、古朴的民风，还有“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的东佳书院，更有“百犬同槽”的人间奇观。早在唐僖宗朝，李儇便写下了“金门宴罢月如银，环佩珊珊出凤闉。问道江南谁第一，咸称唯有义门陈”的赞诗，当年义门陈故居，是名副其实的一方乐园。

　　义门陈家是一个典型的“一大二公”的氏族公社，其人权、财权高度集中，连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是统一平均供给并适当照顾老弱病残者。在家长的统筹安排下，生活有条理，分工很明确。庄田是按其大小分房族经营管理，统一核算。对各庄“仓廪充实”者，另有加赏。在这个大家族里，内部管理井井有条，耕读两行，长幼一业，人尽其力，物尽其用。

       义门陈氏严格一夫一妻制，不纳妾仆。新过门的媳妇首先必须依次下厨劳动锻炼，不论其出身贫贱富贵。随后便从事蚕桑、纺织。每年春首，各庄抽一名年轻力壮的人回家（指义门总宅，下同）修理养蚕用具及桑柘，摊派妇女养蚕。凡四十五岁至五十八岁的称蚕婆，四十五岁以下的称蚕妇。每间蚕房有蚕婆一人，蚕妇二人，分发蚕种二两，三人共同饲养，成茧后共同抽取，得茧多者，别有奖赏“以相激劝也”。

       每年织造帛绢，也是任务到人。“新妇自年四十八以下各织二匹，女孩一匹”，此外，每年夏税丝绸绢均由妇女织造。可见妇女的劳动是非常辛苦的，既要解决家庭成员穿衣问题，还要担负夏税织造任务。

       “后生丈夫”则更是长年在外，“逐日随庄首差使执作农役”，“凡出入归省，须侯庄首指挥，给限期。自年四十以下归家限一日。”这是因为义门地狭人多，其庄田四处分散，有的离家很远，所以，每处庄田都要委派各房族去耕作、管理；即使回家探亲，也只能在家待一日，不得擅离耕作。各庄“每年收到谷斛至岁晚，须具各庄账目归家，以待考课，并出库司检点”。

       由此可知，义门陈氏家族财产公有，普遍劳作。它不像普通人家一夫一妻的个体劳动，而是在家长的统一指挥下，相互协作的集体劳动，共同生活。

       相传，位于义门宅左侧的打鼓山是当年义门陈家传递信号的地方。其“击鼓传餐”的传说至今流传于民间，成为千古佳话。查考“七百共食，三千同居”、“室无私财、厨无异馔”的典籍，谱与史的记载趋于一致。这里，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在人口不满千数时，庄田还要限于义门宅附近，“击鼓传餐”、分批就膳是可行的。但后来人口成倍增长，庄田又不断向周边，甚至向邻县拓展，此时则不可能还在一个灶上吃饭，否则如何从事生产劳动？此时应是家虽未分，但不同灶吃饭，各庄应有自己的小食堂，只是统一生活标准而已。但仍规定“父子不得同处，远嫌疑也”。只有在冬至、岁节、清明等“节序眷属会饮”时，义门陈氏族人才能够欢聚一堂。这种大而公的体制有它的优越性，主要是人多力量大，便于集中人力、财力办大事。因此，它曾经为这个家族经济发展创造过辉煌。我们从义门陈氏创办两级学校到义门诸多恢宏的建筑，从“三时饮食之节，四序宴会之期，长幼出入之仪，晨昏定省之礼”的生活排场以及“待客开新酒，留僧煮嫩蔬”、“趋庭子弟多攀桂，弹铗宾朋遍食鱼”等名人诗句中，可以看出当年的义门陈家的经济繁荣与人文盛况。

         但是，当历史进入宋淳化年间（990-994），义门陈家却出现反常现象，即全家连吃饭都已成问题，遇上风调雨顺的年份，尚能维持温饱，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庄稼欠收，“举宗啜粥，杂以藻菜”以度岁月（胡旦《义门记》）。并且，“每春首却于乡闾剩余之家贷借四千斛方得接食秋成，倍费二千斛息利”（陈泰《义门累朝事迹状》）。殿中丞康戬目睹陈家如此窘境，忙奏请皇上，每岁春首借给陈家官粟二千石，“俟冬收之日，一斗只纳一斗”。

       天圣三年（1025），其他官户只能买水田三十顷，而义门陈家蒙皇恩例外，可以从便置买田产。此时，义门陈家已有庄田园林近三百处，人口约三千余，差不多每十人就拥有一处庄田，为什么还是解决不了温饱？究其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

       1、就当时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低，生产工具简陋，耕作技术落后外，一个根本原因是奉行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抑制了家族成员劳动积极性，出现劳动只出勤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象，所以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这也是导致后来分家的一个基本因素。

       2、陈氏家族虽重视农桑生产，却极端蔑视经商之道。“商贾营贩之利禁之不习”，严重制约着经济协调发展。

       3、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陈泰在《义门累朝事迹状》中提到的：“诸庄子侄勾当不告家长，擅自典卖田产。”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越往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一些“不孝逆子”是越来越不听管教，人心不齐，分家似乎必然。

       除此之外，当然也不排除政治因素，反正分家是劳动了“当时皇上”。为保全义门忠孝、节义、信悌之荣誉和名声，为保全宋朝历代皇帝对义门陈氏旌表的面子，也为保全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这块活样板，嘉祐七年（1062）七月，宋仁宗终于“下矜存保全之诏，”劝其分家。现就圣旨全文看，充满人情味，富有哲理，没有丝毫命令式的语气。如末句：“乌兽有异巢之日，烽茧有散处之时，物类犹然合离，人生岂可长群？”情理交融，令人信服。同时，还敕封义门分庄子弟“十二郎”之职位。如此这般不失光彩，上上下下都有面子，皆大欢喜！于是众官奉旨临门监析，从当年七月至第二年三月始议定分庄事宜：按御赐的“知守宗，希公汝，才思彦，承延继”十二字（这十二字意为：希望你们守住祖宗的产业，继承义门风范），派行取名分析为大小291庄，依派拈阄分迁全国各地。所分田庄计江南110庄，楚地接壤91庄，两直、川、浙、广、闽等地因官置产90庄。其中德化、瑞昌、星子三县庄田分为27份，德安、建昌的财产分为20份。分析后的陈氏星罗棋布于全国七十二州县，从现在的省份看，主要分布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淅江、江苏、河南、山东、四川、广东、广西等省。之后，支分派别，出此入彼，时有变动。总之，分析后的义门陈氏家族则充满生机，在新的时空迁延中不断繁衍发展，成为今天的泱泱巨族。

　　桑海变幻，时空流逝，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江州义门陈早已风光不再。那些辉煌的建筑群落，繁华的街坊市井、茶楼酒肆，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只留下残垣碎瓦、断碑荒冢。但是，义门陈文化的精髓，义门陈创造的深刻而高尚的人文精神，却早已和伟大的中华文化融为一体。义门，古老的义门，千年呼唤，牵绕着多少人的情怀！每年来此扫墓祭祖、寻根的人络泽不绝：平时见到的或三五结伴同行，或全家扶老携幼，可每逢冬至、清明时节，祭祖的人群、车辆更是接踵而来，车前都打着“江州义门陈氏××庄祭祖”的横幅。在他们的心中，“义门”永远是一座不朽的丰碑、令人追思的一方热土！散居在五湖四海的义门子孙，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昭示来者，代代传承。历史的时空创造了义门陈氏，义门陈氏又哺育了自己的子孙。千百年来，义门陈氏后裔雄豪迭出，才俊蔚起，各领风骚。他们是义门陈氏的光荣与骄傲！

       欣逢盛世，尧风舜雨，家国安定，一片祥和。义门陈文化的发掘、整理、继承和开发也就提上了日程。由于义门陈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非一朝一夕理得清，道得明，本概述仅略述一二，聊作引言，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更多文化人士对义门陈文化的兴趣与关注。

       目前，江州义门陈发源地的人们正与时俱进，顺时而思，在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已绘出了重建义门山庄、弘扬义门陈文化的蓝图。它必将得到各地义门陈氏宗亲的响应与支持，也必将得到对义门陈文化感兴趣的一切有识之士的响应与支持。一个复兴江州义门陈文化、弘扬中华文明传统的工作正在蓬勃展开。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新的繁荣的义门陈文化基地，必将在美丽富饶的江州大地上重新崛起，焕发其应有的光彩与壮丽！